徐湖平因受贿罪于9月1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罚款20万元，同时被开除党籍和其它待遇。与他一起受影响的还有原省文化厅、省文物局及南博相关人员，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处分。尽管通报内容详尽，但公众对此显然不满。人们并不仅仅因为判罚的三年太轻，而是认为通报所呈现的结果悠然翻过了更为严重的问题。

主要的问题在于，法院此次判决集中于建筑工程和商业回扣方面，却未对重要画作的流转进行正式的刑事追责。徐湖平因在南博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的职务便利，接受贿赂，为他人提供工程合作和服务，从而牟利。然而，围绕《江南春》画作为何从保管库流出的问题，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。调查已明确指出，徐湖平在90年代未按照规定审核鉴定，擅自审批将《江南春》等作品转给省文物总店；即便在禁止擅自出售的情况下，他仍同意销售，且在保管与销售职责未分的情况下失职失管。在党纪和政务中，这些行为被认定为“严重职务违法”，但在刑事层面却未被单独列罪，这令公众感到失望。

此外，虽然执行层面上对于画作的改价与倒卖有明确的责任，但在决策层的违规出售问题上却仅仅视为失职。对于已经查明的《江南春》的流转责任，保管员在改价销售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，但没有徐湖平的审批，画作根本无法流出；而他作为总店的负责人仍同意出售，更是放任了整个过程的发生。因此，刑事通报中过于集中于徐湖平的受贿行为，而未对顶层的审批出售做出应有的反应，这自然引起公众的质疑。

在调查中提到，涉及问题的画作有五幅，其中四幅已被追回，一幅《松风萧寺图轴》尚在追查中。公众的不满并不仅仅是情绪发泄，而是因为结果的不完整：虽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分，但流失的物品尚未全部追回，决策链也未涉及到刑事责任。而针对整改措施的进度，没有给出可查验的时间表，通报中所提“已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完毕”的表述，令公众感到此事似乎已经结束，缺乏对未来预防措施的清晰展望。

更让人感到不适的是，南博院长的双重身份未得到充分重视。徐湖平同时担任博物馆与文物总店的负责人，使得相关调拨和出售的决策缺乏独立监督，形成“一个人掌握国有资产处置的钥匙”。这种体制不仅是个人的腐败问题，而是系统性的问题，允许馆长通过个人的判断将受赠的国家宝物处理为商品来出售。但最终通报主要对文物责任进行了“失职”等表述的处理，而刑事上只是判处受贿的三年，令公众感到担忧：如果在他处也出现类似行为，是否只需像这次一样以较轻的处分了结？

公众对于徐湖平的判决不满，并非只是因为三年的判决太轻，而是有几个关键问题未能得到明确解答：受贿的具体数额、为何仅定义为三年刑期、徐湖平对《江南春》等违规行为是否有刑事责任、以及张某等相关执行人员是否被追责等。这些信息的缺失令通报虽然内容丰富，却未能解决公众心中的疑虑。大家希望在以后的案件中，能更清晰地看到每个责任人的行为、每一步决策的依据，这样才能增强社会对文物保护机制的信任。